悬浮的世代与消亡的常识

近来，关于天朝二三线城市年轻人的讨论颇多。从表面上看，他们是不再困于温饱的一代，享受着比乡村更好的物质条件，每天在互联网和流媒体的碎片信息中浸泡。但令人困惑的是，这种物质的改善与技术的普及，并没有带来精神世界的开放。相反，在一个缺乏真实国际视野的半封闭生态里，滋生出了一种极其吊诡的群体性格——既盲目自大，又在道德上极度“双标”。

如果你用现代文明的常识去审视，这种现象其实并不突兀，它恰恰是天朝这几十年来社会工程结出的必然之果。互联网在这里并没有成为接轨世界的桥梁，反而成了算法圈养和宏大叙事洗脑的围栏。在这个信息茧房里，缺乏跨文化现实碰撞的年轻人，很容易把无知当个性，习惯于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去审视他人，却对自身的行为毫无底线。这种“严以待人、宽以律己”的狂欢，本质上是传统熟人社会解体后，现代公民责任未能建立而留下的道德真空。

更有意思的是，抛开当下经济下行的现实压力不谈，这代人对结婚生子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排斥。他们热衷于当下的“快活”，对所谓延续家族和抚养后代的使命感嗤之以鼻。

这其实是一场历史的宿命。正如我们常看到的，天朝有着极强的“控制能力”，却极度缺乏现代意义上的“治理能力”。为了建立这种自上而下的绝对控制，官府自建政以来，通过连番的政治运动，系统性地摧毁了以家族、乡绅和儒家伦理为基础的传统民间自治结构。那些曾经维系中国人精神内核的“传统美德”，早就在权力的碾盘下化为齑粉。

紧接着，长达三十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，又从微观上彻底重塑了家庭。一个从小被视为绝对中心、习惯了单向索取的“原子化”个体，怎么可能在成年后，突然生出牺牲自我、去承担繁衍责任的使命感？

所以，当我们看到这些以自我为中心、拒绝生育、精神世界高度封闭的年轻人时，不能仅仅归咎于个人的自私。这是制度与国民互为因果的绝佳样本。他们失去了传统宗族社会的敬畏心，又被阻挡在现代公民文明的门外；他们被剥夺了历史的厚重感，最终只能在消费主义的奶嘴中寻找虚无的寄托。

这一切，或许正是那个反常识的体制，在狂飙突进几十年后，不得不面对的社会残局。